杜重远如何呢？他此时正有事去了江西，当得悉之后，立即赶回上海主动

    “投案”。他将《闲话皇帝》原稿纸稿销毁，声言不知作者谁，独自承担了责任。

    他抱定宗旨，准备在法庭庭上辩白是非以正视听，剖析曲直以张正义。

    这时，国内局势紧张，日本侵略军正威胁平津，华北形势十分危急。上海市政府深恐日方来一个南北配合，拿这件事当借口，在上海地区再发动一次什么事变。

    原先政府是为了讨好日本，求得宁人息事，才要把杜重远送上法庭的，但现在却又怕侮辱友邦元首罪名真的一成立，正好被当作借口闹出大事来，牺牲别人，祸将及自身，让步要让出报应来了，所以后来市府经认真考虑，决定请出吴凯声来作杜的辩护律师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市府特派潘公展、齐世英两人会同杜重远夫人来到吴凯声家中说明情由，敦请出庭作*潢色。

    这是一桩椿

    “外交重于法律”的特殊案件，作为辩护律师，既棘困又危险，辩护时不能不涉及天皇，稍一不慎，固然要出错，即使慎而又慎，不失一言，也有被歪曲之可能。

    近日来，上海日本侨民纷纷扬言谁敢出庭当辩护律师就打死谁！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做这个律师，是要提了自己脑袋上法庭的。

    尽管艰危如此，但吴凯声当场点头，一口答应得十分爽快。他之所以受命于危难之际，此无关市府礼请，更非潘、齐颜面，是出于-颗爱国之心，出于义愤，是为主场公道，申张正义。

    杜重远挺身而出无所恐，他吴某又复何惧？！他送走来客时，郑重告诉，因此案险一危，届时他不带帮办律师，决定单枪匹马上公堂。

    此案前后开庭两次即结案。第二次开庭是当年的7月9日上午。那天，浙江北路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法庭内外气氛紧张，阴森肃杀。

    法庭外，全副武装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示威；日本便衣和浪人，密布四处；从虹口日军司令部到浙江北路法院，一路上英工部局出动全部警察维持秩序。

    法庭内，各界前来听审者甚众，除上海市政府代表外，有日本领事馆代表、日本居民代表、日本报纸记者、中外报纸与通讯社记者以及其它一些听众，黑压压的一片挤满法庭上，后至者几无插足之地，他们个个神态严肃，脸色平板。

    吴凯声偕同杜重远准时到庭。杜重远长得高大壮实，俨然一副东北大汉模样。

    两人稳步踏进法庭时，周围几百双眼睛的几百条目光几乎同时投向了他们。

    一时鸦雀无声，一片岑寂，整个法庭笼罩在肃穆和紧张的氛围中。两人走上前去，各自就位。

    杜重远昂首而立。一声铃响，审讯开始。江苏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郑钺首先站起提出公诉。

    他说被告杜重远系《新生》周刊总编辑兼发行人，未能指证《闲话皇帝》一文作者何人，应负

    “侮辱友邦元首”罪责。他说话简短，语气平淡，神态温缓。郑检察官是日本留学生，一个老成持重的法学家。

    吴凯声事先曾与他取得联系，当面交换了意见。吴对他说此案是法律案子，也是外交事件，外交重于法律，日本想借机寻衅，再启战端，我们为国家着想，当然要慎重处理，以免肇祸，但如果日方干涉我国司法，提出无理要求，则应加以拒绝，维持司法独立，不屈服于外来压力，非惟有关国家尊严，亦我司法人员之神圣职责。

    郑钺对吴凯声一番话，深表赞同。这就是杜案的幕后交涉情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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