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由公安局人陈述沈某等组织救国会，有共产分子，故请归案。郁令就移交程序辩论。

    他以律师身份发言，被告犯罪嫌疑是否在租界外，须由公安局切实证明，否则由检察官或工部局捕房侦察办理，租界外任何机关无管辖权，即谈不到移交。

    各律师多主张调查后始能说移交，最后裁定：“沈、李、王非租界内发现之人犯，不发生移送问题，着公安局与租界捕房交涉办理”。

    他马上指出，此案既不受理，被告等应即恢复自由。郁华说，应恢复23日逮捕时之原状。

    沈钧儒表示愿赴公安局，*潢色。他指出，法律为任何机关所应共同遵守，无端过分拘束被告身体，为刑诉法所不许，应请告知捕房和公安局人员。

    郁华当即令他们注意。沈钧儒等先回捕房，接着被移交给公安局。他马上尾随到了公安局，要见局长，有一科长代见，他提出，法律及事实暂时不论，希望优待沈钧儒等，并要求即刻接见谈话，以便回报其亲族，得到允许。

    他与沈钧儒等三人晤谈片刻。接着赶往律师公会，参加有关此案的紧急会议。

    他报告了两天来奔走的经过，最后议决，律师公会为法定机关，职权有限，对本案可援助处，请尽法律范围援助。

    11月25日，陶星如从南京回上海，告诉他，冯玉祥、李烈钧都在竭力营救，并有亲笔信给他。

    他赶到中汇银行，褚辅成、杜月笙、钱永铭新之等都在。他们提出，拟送沈钧儒等暂住普陀山，已和吴铁城商量，说请示国民党中央后再定。

    他的看法是，

    “普陀山固佳，但在山内须完全予以自由。”12月4日，他得知沈钧儒传话，希望他前往一谈，等他去了公安局，

    “七君子”已被押往苏州。1937年4月4日，苏州高院已起诉沈钧儒，沈约他往苏州一谈，他因生病，不堪奔波，只能托人前往。

    4月20日，关切沈钧儒等七人案的冯玉祥说，南京政府要他们出洋或暂不来上海，即可释放。

    据说他们拒绝了。请他代询其中真情，如果能接受前面开出的条件，冯认为仍可以无事释放。

    他回到事务所就托李伯申去苏州。4月23日，李伯申回来，才知沈钧儒等对这一条件很乐于接受，但从没问过他们。

    5月5日，他从黄炎培那里知道，沈钧儒等7人仍须判罪后，送反省院保释。

    他认为判罪与否本是法官的权限，而国民党当局老是说判罪后如何，好像判罪完全由当局决定的，为中国司法的不独立而感叹。

    5月23日商务他看张季龙执笔的沈钧儒等一案辩诉状稿，费时甚久。

    6月2日下午沈谦来谈，下午他到苏州为沈钧儒辩护，他以病体难支，及当局有成见，辩也无益，请为转达。

    6月6日此案答辩状送来，他在上面签字。6月7日他接到沈钧儒狱中来信，11日开庭请他出席。

    他病体如此，不堪长时劳动，又于本案毫无准备，且本案如何办理，当局业已决定，法院只是傀儡，无论辩护如何，均无影响。

    他不想牺牲健康，为此无益之举。所以，他马上写信给沈，另委律师。

    这一切他都详细记在日记里。直到七七事变后

    “七君子”获释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8月13日沈钧儒来谈，

    “出狱后第一次晤面也。”。几次谢绝蒋介石邀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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