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

    “煽惑*潢色”，共有两项。第一项的确定甚为滑稽，起诉书的证据仅为5月16日《益世报》所刊《劝告军警》中语，

    “国人皆曰某某可杀，而军警独曰不然；国人皆曰某某可尊，而军警独曰否否”，因谓其

    “怂恿军警杀害某某”。刘崇佑的抗辩除申明此文亦出自

    “国民之言”栏，更陈述

    “某某”俱未指实，

    “则所谓煽惑他人犯杀人罪者，先无可杀之特定之人，是为犯罪之不能”。

    而

    “可杀”云云，

    “不过排斥之语调”，

    “何可以辞害意”？何况，

    “舆论之性质只能为好恶之表示，不能别有行为。即谓‘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’，亦不过欲之而已，并非真能生之死之也；服从舆论，不过与舆论同其好恶而已，并非进而生之死之也。该文自始至终并无劝军警实施杀害某某之言，更安得强认为怂恿”？

    因而此罪亦为无据。第二项

    “煽惑罪”的认定即原初查封的借口，起诉书指控《益世报》刊载要求

    “除去曹、陆、章、徐四国贼”的山东军人通电，犯有

    “煽惑军人，出而同除此四人”之罪。刘崇佑的辩诉既说明《新闻报》5月21日已刊出此电，《益世报》仅属转载，也提示潘智远当发稿之时，人在通县，23日夜始回京，即遭逮捕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，即便刊发有罪，潘氏亦不当负责。更精彩的说法则是，《新闻报》本为政府批准发行内地的合法报纸，登载此电也未受追究，

    “故凡本其合法之认识，传述该报所载之电或转载之者，皆无一不当然合法；否则，不啻政府为阱于国中，故以违法之物颁布人民而欺诈之，使之犯罪”。

    这一反诘无疑使政府大为难堪。刘氏更由《益世报》转载时删去

    “刻下诸国贼”数语，推论其

    “只有好意之减轻，并无恶意之增重”，指责当局实为

    “深文周纳”，以

    “莫须有”论罪。虽则刘崇佑的辩护有理有据，地方审判厅在6月21日的判决中仍蛮横地宣布，潘智远犯有煽惑他人杀人、侮辱官员、妨害治安三罪，合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。

    被免去的只有刊载鲁军人电一项，

    “查系转载，非该被告人所造意”。但原发罪的不成立，已经彰显出官方的无理狡辩，所谓

    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”，在此可得一准确的例示。还在

    “五四”游行火烧赵家楼后不久，5月8日，北京律师公会即作出决议：如曹汝霖方面请律师，任出何报酬，一律不就。

    如有不遵此议者，对待以积极的手段。学生若请律师，愿尽义务。而在此后政府对学生的诉讼中，刘崇佑果然本此诺言，一再为学生义务出庭辩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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