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年7月16日晚，因受北洋军方安福系操纵，7月1日已被开除出北大国货维持股干事会的原主任杨济华、调查组长许有益等，以及时任参议院办事员的王朝佑，邀集了四十余名学生，在安福俱乐部机关中央政闻社宴会，试图收买到会学生，使其拥护胡仁源长校，以阻止蔡元培回任。由于得到通报，次日上午，当这些人又在法科礼堂秘密会商时，鲁士毅等二百余名五四运动的坚定分子赶到，群情激愤，要为首的五人交待了整个阴谋，并签具了悔过书。18日，许、杨等向警察厅控告鲁士毅一众十一人“拘禁同学，严刑拷讯”。28日，警察即开始逮捕有关学生。

    这一事件发生，立刻被学界敏锐地指为与“五四”事件相关。以“北京大学暑假留京学生全体”的名义30日发出的致回籍同学的通电，首先揭示了其间的关联：“利用三五无耻之辈，行此卑劣之手段，欲连及‘五四’事件，以兴大狱而残士类。”8月1日，北京各界联合会代表往见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沄时，也告诫政府切勿“小题大做，借题发挥”：

    如任无廉无耻举国共弃之党人，阴谋陷害爱国志士、纯洁无疵之学生，直接以破坏大学，间接以报复“五四”*潢色 ，则舆论沸腾，恐难收拾。

    然而，也正因居心如此，虽经北大全体教员、北京全体教职员联合会、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代表叠次要求保释，当局均不允准。

    一心一意要报复“五四”学生的政府，的确想借此案立威，刑一儆百。暑假期间，学生多不在校，力量分散，也被认作是兴起大狱的好机会。因此，尽管学界内外一再指出，“此事属于学校内部之事，同学相哄，本亦常事”，应由北大自了，不必惊动法庭，教育部亦表示“当然抱息事宁人之态”（《晨报》1919年7月31日-8月2日），当局却仍不肯如“五四”过后释放32名被捕学生一般善罢甘休。8月6日，地方检察厅到底以“轻微伤害及私擅监禁”的罪名提起公诉。为表示公平，原告方杨济华、许有益等也以“诽谤罪”被起诉。

    8月21日上午十点，北大学生案在地方审判厅正式开庭，公开审理。“其时旁听之人已满坑满谷，窗前门隙皆已有人，女旁听席亦复拥挤已甚”，而“门外鹄立希望旁听者尚有百余人”。连《晨报》记者亦须在法庭内别寻关系，方得入内，于炎暑之日，站听八小时（《晨报》1919年8月22日）。

    为鲁士毅等十一名学生辩护的刘崇佑，在此案运用的策略与《益世报》案显然不同，如谓后者更注重“晓之以理”，则北大学生案更兼有“动之以情”。特别是其总结部分讲到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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