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这样的话，郁华只能听而不闻了。

    此时，旁听席上的爱国听众震怒了，先是发出一片嘘声，紧接着，“要民主，要自由”、“爱国无罪”、“反对独裁”等口号声响彻屋宇，同时还散发了传单。

    再看日方事后的反映。日本军阀原想以此为借口掀起事端，现在如果认同这个判决，那事情就到此为止，偃旗息鼓了，而借口也即失去。他们哪里舍得？于是上海日文报纸以及日本国内许多受军方影响的报纸，纷纷认为判刑太轻，指责日本外交“软弱”，一心想把事情闹大。

    “后事”后来又如何了呢？这时，伦敦的《泰晤士报》、美国的《纽约时报》和法国的《巴黎时报》都出来评论，指责日本小题大做。香港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等地华侨报纸，纷纷抗议，并痛斥国民党政府懦弱、妥协。国际舆论对日本大不利，日本才没有将“这篇文章”做下去。……

    杜案判决后，沈钧儒、章士钊、江一平、查人伟、陆鼎揆等二十二*潢色 ，要求对此次判决进行讨论，指出该判决与立法意旨不符。1935年7月22日，上海律师公会致函司法院，要求纠正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对于杜重远案的违法判决，直指这次判决“曲解法律，藐视人权，莫此为甚”。

    不久，杜重远交保就医，进了上海虹桥疗养院，直到翌年9月获释。出罪后，他更积极地投入抗日救亡活动。抗战期间，他应同乡、同学盛世才之邀，于1939年赴新疆任新疆学院院长，不幸竟于1944年6月被这个军阀杀害于狱中，惨遭毁尸灭迹。吴凯声得到消息，悲愤填膺，痛悼不已。

    （选自吴凯声口述 吴立岚 林淇编撰《吴凯声博士传记》，香港大地出版印刷公司1994年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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