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次，他说文章发表时被告不在上海，不知者不罪，虽有失察之责，而被告已当庭道歉，亦可了事了。如果法庭还认为被告应负刑事责任，那也请按照照刑法第41条和74条之规定，予以缓刑或易科罚金处分。但是，他作为一个律师对法律的理解来说，杜重远不应负刑事责任，当宣告其无罪，*潢色 。吴读毕发言稿，想到日本帝国主义之专横，一腔怒气涌上心头，他将发言稿桌上一放，拉开喉咙，大声疾呼：“如果说杜重远要负什么么责，那么请问，我东北百姓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日本一日不撤兵，我东北百姓一日无家可归，其中痛苦，应由谁来负责？！”

    坐在旁听席上的爱国听众的愤怒的目光都射向了在场的日本人。

    上海市政府代表这些官老爷们听到这声疾呼，额角渗汗，脸睑色也变了。

    郁华开审到此，也有点审不下去了，于是宣布：辩论结束，听候判处，退庭。他带同法官们下台转入后室商议去了--据说日本驻沪领事也参加了。

    商议只用了几分钟时间，郁华又带了法官们从后室转到前台来了。其实，如何处理，怎样判决，早已内定，今天只是东西出笼之前复议一下罢了。

    郁华一上台来，立即当众宣读判决书，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。

    国民党当局量出这个刑期来，也是煞皱费苦心的，它可以说是外交与法律的混合产物。当局原想，如此判决，既可不得罪于那个太上天皇并消弭日人进一步侵华之借口，也可向国人权作交待，它是想一举讨好两面的，殊不知事与愿违，适得其反。

    且看国人这一面。吴凯声听毕大怒，想这还有什么司法独立之可言？！他立即表示不服，提出上诉要求，并为不使杜重远一尝铁窗风味，当即要求依法准许正在患病的被告交保就医。郁华表示如被告确有病，经法医检查后，可送医院治疗。对此，首席检察官郑钺未予反对。

    郁华回过头来问杜重远还有什么话要说。杜重远听了判词，怒不可遏，见问，愤愤道：“我不相信这还是中国的法律，法律规定公民有言论、出版之自由，如今这些自由何在？！ 我们中国不应受外国人的干涉。我是无罪的，当宣判我无罪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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