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早上，他起草了为游伯麓辩护一事的启事，决定三个人具名登报，启事大意，先引法律，说明被告必须有人辩护，为文明之精神；再说游案真相并不像外界所传，他们受托为之辩护，既无契约，也无公费，非为游一人之私，意在拥护国法，保障人权；然后指斥工会的荒谬违法，但顾念国难，不屑与较；最后说爱国须守法律，否则亡国随之，真爱国者决不出此，加以言词之告诫。

    启事词意平和严正，他想借此表示一种公正阔达的态度，使人稍知守法之要紧。

    11月19日，他在《申报》又看到工会给律师公会的信，措辞跟前一封信相同，说他们登报启事是不知悔改，饰词狡辩，认为国家之大贼、社会之败类，上海八十万工人不与合作，署名的除了邮务工会，还有邮务职工会、出版业工会、卷烟业工会等。

    他看了不禁一笑，认为这些人不讲理，只凭势力压迫，不可理喻，以后置之不理。

    26日，他将修正游案辩诉状交给另一个律师。1932年2月20日，游伯麓来向他致谢，说到法院司法巡警种种弊状及司法手续紊乱情形。

    如果不是他顶住巨大的压力依法为游辩护，游的命运恐怕就不好说了。

    这年9月，他介入黄金荣、聂荣卿等敲取良民财产案，其中牵连到江一平。

    21日早上，他到特二区为此叶案出庭，他在日记中说，此案进行如何，

    “可察知法律与恶势力之消长与社会黑暗之实状”，

    “虽知与此种恶势力抗，殊多危险，然职责所在，亦不敢辞。”22日，他与律师沈钧儒一起分析案情，沈钧儒说：“吾辈正直，彼等似颇畏惮，然言语亦特须谨慎，不能不防其陷害也。”他表示

    “同为一叹”。他为被告弱者叶荫三一家仗义辩护，不怕得罪黄金荣等流氓大亨，使他们也有所忌惮。

    此案拖到第二年，1933年5月4日他得知叶家讼案已托黄金荣和解了事。

    1933年3月10日他在特一法庭出庭辩护，在他看来，审判长郁华

    “审理尚静细”

    “，而检察官提起上诉，上诉书竟无送法院日期，显有过期上诉之疑。这一细节被他抓住，当庭提出异议，请调查。当即传到收发处书记官，取来总收文簿及公文送达簿，证明上诉书系2月7日送出，已过上诉期三日。他即依法声请驳回检察官之上诉。此事结果至少被告处刑不至加重。使辩护人稍不加意，则此等处最宜混过，而被告大蒙不利矣。而卷中之所以不将证明上诉日期的文件附入，颇有故意蒙蔽法官及辩护人之嫌。他意存忠厚，没有当庭质问。这年11月有人来请他为入狱的前新疆省主席金树仁辩护。12月21日，又有人再度代金树仁托他辩护，他

    “仍认为有考量必要”，没有答应。一个多月后，1934年1月23，有人带了金树仁的信，托他为之辩护，并先付三千元，他说案件未起诉不能受委。

    对方提出先请他为顾问，他表示可以考虑。直到2月6日，他已知此案政治、法律意味都有，最后下了决心，答应为金树仁辩护。

    2*潢色，为金案阅卷。2月26日他到南京，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访金树仁，谈了两个半小时。

    当晚再访，谈一个多小时。3月16日，他又到看守所看金树仁。1935年3月14日，金案开庭在即，他还在重阅辩护意见书，字斟句酌，加以修改。

    </p>